回顾过去5年大气治理工作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清华大学分室教授郝吉明感受颇深：“大气十条实施以来，大气污染领域实现了一系列的历史性变革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。”

在总结回顾过去5年的工作脉络后，他特别分析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挑战，并提出中肯建议。郝吉明说，首先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PM2.5防治刚刚走出第一步，依然任重道远；其次，治理的渠道成效总是先易后难。空气质量管理进入了PM2.5和臭氧协同防治的深水区。

第三，产业能源和交通结构的调整，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，还需要时间。此外，继续提升科技服务能力，构建精细化的大气环境管理治理体系，还需要花更大力气。“科技引领，在科技上花更大投入，取得更多的进展，是持续支撑科技治霾的必然条件。”

郝吉明建议，要继续巩固深化大气污染防治的成果，同时进一步扩大治理区域，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之外，建议加上川渝地区、汾渭平原、长江中央城市群新三区。在优化能源、产业和交通结构调整上，要考虑如何优化铁路、公路、水运相结合的运输体系。

对于“十三五”国家减排工程的推进，他认为，清洁柴油车、非电行业污染控制、VOCs减排等是非常需要的。特别是针对氮氧化物和VOCs两类污染物。

郝吉明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要加强科技支撑和能力建设。目前在大气科技支撑和能力建设方面，还缺少统一规划，缺少顶层设计；空气质量标准科学性和匹配性有待改善；如何建立基于大数据的科学决策平台，还有很多挑战。

他最后表示，总体上，我们大气治理的方向是正确的，执行和保障是有利的。还要继续总结经验，坚持不懈努力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打。“相信到2050年我们基本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是非常有希望的！”。

“中型柴油车是我们机动车污染控制中的重中之重”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分室研究员贺泓说，我们虽然现在面临电动化大的国际趋势，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柴油机仍然是我们公路运输业主要的动力来源。这几年污染控制标准是在快速的提升过程中，给科研、产业界带来了很大的压力，很有紧迫感。

据他介绍，目前技术和产业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国六（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）。从排放来看，已经接近零排放，实现难度非常大；国六还第一次提出整车排放控制，加长了行驶里程的要求，是非常严峻的挑战。

挑战之一是DPF和SCR技术融合以后，对SCR催化剂带来的热冲击。CU基小孔分子筛这种耐高温材料非常昂贵，一吨几十万美元。我们跟浙江大学合作提出一步法合成，把成本降低1/5，在热稳定性上略有一点差距，这个很快也能克服。

除了在载体上取得了突破，在薄壁模具制造上也挑战国际最先进水平，马上可以量产；在设计上对DPF进行改进，尽量减少再生次数，减少热冲击，节省燃料，在研制新型非对称模具上也突破难关，可以实现量产。

最大的挑战是发动机。贺泓说，我们在满足国四标准的技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，后处理系统占据市场主流，半壁江山以上是国产技术。到国六阶段发现一个“卡脖子”的技术问题。

他解释说，国六阶段，后处理系统重要性进一步的上升，要跟发动机系统紧密耦合成一个体系，不仅仅要读取数据，还要相互制约。根据我们排放法规的要求，后处理系统要向发动机发指令，发现做不到。“我们引进的发动机是不完全的引进，可以生产制造，但是控制原代码不向我们开放，没法改进。以前我们不太关心，现在必须关心，否则后处理系统跟它配不上，在国六阶段我们必须突破这个瓶颈。”